沉默丶海的驿站
   

生活很有趣第20171101期

我的外号叫“睡不醒”

1968年,我在邯郸市第五中学上初中。九月份开学的第一天我便住了校。在宿舍里,一到夜晚,我经常被一种虫子咬醒,身上被咬得又痒又痛,难以入睡。一开灯,就会看到墙上与枕头下密密麻麻地爬满了臭虫,臭虫一见到灯光,便纷纷四处逃窜,一关灯,臭虫又来咬人了。

天一亮,臭虫也就看不到了。我只好趁此机会赶紧再睡一会儿。因休息不好,我每天上午进教室时总是迟到,在课堂上,还经常趴在桌子上打盹儿。于是,有个同学就送给我一个外号,叫“睡不醒”。

一开始听到“睡不醒”这个外号时,我心里很不舒服,但时间久了,也就习以为常了。毕业后,我和班里的同学们各奔东西,这个令人讨厌的外号就再也没人叫了。

十几年后的一天,我们班的同学聚会,看到我时,有不少同学因记不清我的名字便干脆直呼我的外号,“对了,你不就是那个‘睡不醒’吗?”后来,每当我写好一篇文章,往某些报刊投稿要署名时,便想起了我的外号,因此,我的笔名也叫“睡不醒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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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是口误惹的祸

我上高中时,班里有位男生,脑袋比一般人的大很多,同学们私下都叫他“大脑袋”。

一次化学课上,老师让他起来回答问题,他在回答时出现了口误,把“摩尔”说成了“尔摩”,引得众同学哈哈大笑。他意识到自己口误了,急于纠正,却因过于紧张,连说了几句“不是,是——尔摩,尔摩”,从此他为自己赢得了一个绰号“尔摩”,并成功在全班甚至整个级部叫响。

“大脑袋”升级为“尔摩”,听起来也洋气了许多,同学们都这么喊他,他也无力反抗,只能接受,直到高中毕业,他的姓名只在作业本上出现过,在同学们的嘴里,他就是“尔摩”。

“尔摩”顺利地考上了重点大学,后来又读研读博,毕业后分配到省城一所医院工作。十几年过后,听说已经坐在院长的位置上了。

前几日有朋友要去省城看病,让我陪同,去的正好是“尔摩”所在的医院。我想找他帮忙照顾一下,咨询护士后找到了院长办公室。当我推开门时,正好瞧见“尔摩”坐在里面,他看到我热情地起身迎接,我顺口客套了一下:“混得不错呀,‘尔摩’同学!”

谁知道,他一把把我拉出门外,低声说:“没看到我办公室里坐着好几位同事吗,还‘尔摩’‘尔摩’地叫,我好不容易摆脱了这个绰号的阴影,你还想让它在医院同事中叫响吗?嗐,也不怨你,都是我当年口误惹的祸。”

我忙劝他:“老同学,实话告诉你吧,幸亏你当年口误了,不然大家也会喊你‘大脑袋’,还不如‘尔摩’好听呢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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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名字叫“顶事”

“顶事”是老伴给我起的外号,蕴含着老伴对我的褒奖和温情。

两年前的一天早晨,我悄悄起床将全家的早餐准备好,又手脚麻利地打扫起卫生,等家人都起来后,房间里已经是一尘不染了。老伴赞许地望着我,随口说了句“顶事”——大概是夸我很能干的意思。

常言道“家丑不可外扬”,但我这个外号会发酵,不久就传遍了小区。去年小区举办了一次“情满中秋”文艺联欢会,还请了几位名演员。演出当中,一位邻居给主持人递了个条子,让我代表业主上台唱首歌。我登台后先唱了一首《天路》,似乎唱得不错,台下掌声、欢呼声响成了一片。有一位业主找到递条子的那位,问我叫什么名字,那人一时没想起我的大名,随便说了句“叫顶事”,那位业主就高喊起“顶事”来。我又唱了首《草原之夜》,歌声刚落,下边又喊起来:“再来一个‘顶事’!”我的天,就我一个“顶事”就闹成这样,再来一个还不知闹成嘛样呢!

很快,这个外号就流向了社会。说来话长,我喜欢摄影,一些公益采风活动我都会踊跃参加,在摄影大赛中还得过几次一等奖。有一次市影协主席傅军晓见到我,鼓励道:“老同志真顶事!”我不假思索地说:“你怎么知道我的小名?”哈哈!一不小心泄露了天机。从此后,每次见面或通话,傅主席就把我的大名省略了,直呼我“顶事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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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绰号一箩筐

咱不差绰号,我的绰号足有一箩筐。

上初中时,我把大诗人白居易的《钱塘湖春行》改编成现代文小故事,老师在课堂上当范文读。后来又写了一篇考场作文《意外》,得了年级第二名,老师又把我的文章当范文读。同学们可不安分了,给我起了一个绰号——诗人,后来我都听出了耳茧子。同学们给我起绰号时可能率性随意,我却对号入座,攥着拳头用流淌的目光耕耘着诗词歌赋……

上高中了,一次在写考场作文时,冒着被老师判零分的风险,我写了一篇评价著名作家金庸先生的文章,李秀英老师把我的这篇作文评为年级第一,现在想来真是无比感激恩师。这篇文章在班上“一炮而红”,我也“声名鹊起”,之后竟被冠以“文豪”的称号。后来年级文学社主编王晓攀在早读时还向我约稿。那些“峥嵘岁月”让人至今难忘。

我上化工部石家庄管理干部学院时,更是爱读书、写作爱得如痴如醉,来自五湖四海的兄弟姐妹戏称我为“诗仙”,简称“仙”。

诗人——文豪——仙,呵呵!

消极理解就是讽刺,积极认识就给自己添动力。感恩亲们在我的青春岁月赐给我充满诗意的外号,这些不同时期的不同昵称,给我方向,给我动力,给我掌声,给我成功的加速度。

给我的我全部接受,所以那些绰号都名正言顺了——傻傻乎乎,我奋斗,我喜欢!

汲绰号之神韵,得昵称之精华——让绰号来得更猛烈些吧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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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刘大猫”升级“刘馋猫”

刘大茂是我的发小,也是一位损友。

刘大茂七八岁时就有损招儿。有一次他看到大槐树上的喜鹊窝,就想吃鸟蛋了,但又怕喜鹊用翅膀扇他,便使出一计。

那天,他特意从家里拿来一个煮熟的鸡蛋来找我,他问我想吃鸡蛋不?那个年代吃不饱穿不暖,我当然想吃了。他说,想吃可以,树上的喜鹊窝里有鸟蛋,你上去掏下来,这鸡蛋就是你的。我也没多想,“唰唰”就爬了上去。接近鸟窝时,两只喜鹊像两架战斗机一样向我俯冲过来,吓得我急忙顺树往下溜。这时的刘大茂哈哈大笑,把整个鸡蛋扔到了嘴里,噎得直翻白眼。我跳下树,大骂他,活该,咋不噎死你!从此,我管他叫“刘大猫”。

上中学时,刘大茂喜欢吃红烧肉,买一份不够吃,买两份怕花钱,于是绞尽脑汁算计怎样才能多吃一些。有天中午,我赶着做作业,他极热情地对我说,你做作业吧,我替你打饭去。一会儿的工夫,他回来了,我看到饭盆里米饭多了肉少了,也没在意。

午睡的时候,躺在我身边的苏春压低声音对我说,你的红烧肉比平时少不少?我说,是觉得少了。他说,刘大茂从你盆里夹出好几块给自己,是我亲眼看到的。从此,我管刘大茂叫“刘馋猫”。

这个被叫过“刘大猫”“刘馋猫”的人,长大后可有了三百六十度的大转变。他每年资助边远山区的五个孩子上学,到现在都快二十年了,是我们小城的先进教育工作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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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瞎了一顿饭

那年我调到外地工作,同事大刘和我年龄相仿,也比较谈得来,见我一个外地人周末宅在宿舍形单影只的,便喊我周末去他家附近的小广场打篮球。

那天我早早地来到大刘家,正好遇到大刘和妹妹“大丫头”在吵架,大刘妹妹仗着老妈给撑腰,文斗武斗都占优势,我见状忙拉着大刘来到球场。大刘气呼呼地说:“这大丫头就是刁蛮、任性,可不如我家二丫头懂事。”说起了二丫头,大刘一下子开心起来,连连夸奖二丫头干净、漂亮,通人情,最后还总结道:“哼,不是我吹,我家二丫头,人见人爱,你上我家时,她刚好跟我爸外出了,不然我一定会把二丫头介绍给你认识的。”

我心想:大刘的大妹妹虽然厉害,但模样生得俊俏,听大刘这口气,二妹妹比大妹妹还漂亮,人又乖巧,讨人喜欢,既然大刘有成人之美的意思,我也是求之不得呀。我忙对大刘说,改天请大刘和二丫头吃饭。大刘说二丫头不能去饭店,如果我想请客,就去我宿舍好了。

周日一早,我直奔早市,买了菜鱼肉蛋,结结实实塞了一篮子,回到家亲自下厨做了一桌子拿手菜。到了中午,大刘如约而至,我等了半天也没看到二丫头,便问:“二丫头呢?”大刘一下子把一只小京巴抱到我面前,说:“这不是吗,喜欢吗?”

原来“二丫头”是只狗的绰号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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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瘸腿司令”的由来

那年春节前夕,村支书找到我们学校,要我们准备一下,春节期间给乡亲们唱唱戏。一听这事,大家热情都很高。当年样板戏很流行,可要演整出大戏并不容易,一是缺少道具,二是没有像样的乐队,所以决定排些折子戏。

“智斗”是现代京剧《沙家浜》中的一场戏,是阿庆嫂、刁德一和胡传魁三人最精彩的唱段。学校把任务交给我和另外两个同学。一开始由我饰演刁德一,我个头、身材都还可以,可脑袋有点儿大。于是又让我改演胡传魁,可是肚子又太小,不太像草包司令。关键时刻还是支书有办法,他找了些棉花,塞在我的肚子上,别说,这一打扮,还真有点儿像。

开戏那天,我们第一个上场。当刁德一唱完“这个女人那,不寻常!”阿庆嫂接着唱道:“刁德一有什么鬼心肠?”下来就该是我要唱的那句 “这小刁一点儿面子也不讲。”唱这句时有个转身的动作,不想我刚一转身,脚下的一块木板就踩空了,差点跪下去。就听有人喊:“还要给阿庆嫂下跪呀?”下面传出一阵哄笑声。我从木板缝里拔出脚,感觉腿上的皮被划破了一大块,疼得我差点儿流下泪来。退场时,我一瘸一拐地来到后台。

到了后台,大家都笑得前仰后合。无奈我的伤口疼得厉害,一个劲儿地吸冷气,只好由他们去笑。后来,人们给我起了一个绰号:瘸腿司令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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