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在，大中专学生利用暑假打工已成常态，但在六七十年前此举还很少见。60年前我即有了暑假打工的经历，至今想起来恍如昨日。

1957年，我从蠡县中学考入保定一中（高中），当年高中不仅不收取任何费用，家庭困难如我者的伙食费，全部（每月8元）由学校发给，自己只负担课本及文具费用。

1958年暑假放假回老家后我就想：暑假后一开学就进入二年级了，家中只有母亲一人干农活儿，生活非常困难，自己必须挣点儿钱，否则开学后的课本费、文具费还没着落（路费从不考虑在内，从我们村到保定130里，三年的高中寒暑假，来回都是步行）。于是，多方打听门路，要找个活儿干。初中时的一个同学告诉我，蠡县魏家佐村有个农场，可到那里打工。他们村就在农场附近，1957年暑假他曾在那里干过。

得到这个消息，我喜出望外。我想，七八月份农场的活儿无非是锄地、拔草、给棉花整枝，这些农活儿我从小就干，样样内行，农场准会收下我。于是，7月底的一天，我扛上锄，背着褥子和被单，从我村往北步行30多里，来到了魏家佐农场。

农场的工人师傅听我谈了个人情况后，又见我是身体很棒的20来岁的小伙子，很高兴地收下了我，安排我住在伙房旁边的一个大棚（仅三面墙，盛杂物的地方）里。我放下铺盖卷儿后，工人师傅告诉我，农场的工资是日工，每天7角钱，伙食费自理，明天就开始干活儿，先给棉花整枝。

第二天早晨，我在食堂简单地吃了点儿饭，就跟工人师傅到棉田整枝。整枝的活儿，我手到擒来，一是给棉花“打尖”，即把几个主要棉枝的尖掐掉，不让它疯长。同时把主干和枝杈接连处生出的小叶也抠掉。二是适当留下枝杈，把认为多余的小枝擗去。做这些，为的是让养分更多地供给到棉桃上。工人师傅见我干活儿不仅内行，而且利索，很高兴。

过了几天，工人师傅对我说：“咱们换个活儿，要给棉花打农药了，你会吗？”我肯定地回答：“会。”于是，我俩密切合作，一会儿他背着喷雾器用手打气，我手持喷头依次往棉棵上喷农药；过一会儿我俩就轮换一下。农药喷洒起来气味很难闻，但时间一长，也就习惯了。我和工人师傅只是在地里默默地干活儿，很少交谈。

每天晚饭后，农场里寂静一片，没地方去，我就独自躺在大棚里，蚊子叮咬已无所谓了，只是默默地心语：今天又挣了7角钱!颇有“获得感”。

为了“增收节支”，我吃饭时节俭到“极致”。往往是连续两三天不吃菜，只吃主食、喝水，因为一份菜得花去1角左右，而一顿午饭（或晚饭）吃4两米饭（或两个馒头）总共才几分钱。有时实在感到饿了，才咬牙买一份菜。就这样天天“节食”下地干活儿，也没有感到有什么不适，反而认为打工的生活就是如此。

可能是工人师傅见我干活儿不偷懒，也挺内行，为了省钱，生活上却这样“抠”自己，而每到晚上又没事儿干，躺在大棚里久久难以入睡，他遂产生了怜惜之情。有一天他对我说：“反正你晚上也没什么事，我给你找个活儿，把院里那个猪圈出了，给你两块钱，干么？”我正愁挣钱的门路少，当即答道：“干。”

当天下午，我从农场工具库领了把铁锨，晚饭后光着膀子，只穿裤衩，借着月光下到那个大猪圈里，圈里的稀猪粪竟有没膝深。我不顾这些，咬着牙忍着恶臭，一锨一锨向外扔，折腾到大半夜，才将一大圈猪粪起完，这时才感到累了。上到地面，用凉水冲了冲全身，便回到大棚休息。此时此刻我异常兴奋，心想，虽然劳累大半夜，但2元钱挣到手了，这可相当于3天的工钱啊！美美地睡到大天亮。第二天照常下地干活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