生活很有趣第20171101期
我的外号叫“睡不醒”
1968年，我在邯郸市第五中学上初中。九月份开学的第一天我便住了校。在宿舍里，一到夜晚，我经常被一种虫子咬醒，身上被咬得又痒又痛，难以入睡。一开灯，就会看到墙上与枕头下密密麻麻地爬满了臭虫，臭虫一见到灯光，便纷纷四处逃窜，一关灯，臭虫又来咬人了。
天一亮，臭虫也就看不到了。我只好趁此机会赶紧再睡一会儿。因休息不好，我每天上午进教室时总是迟到，在课堂上，还经常趴在桌子上打盹儿。于是，有个同学就送给我一个外号，叫“睡不醒”。
一开始听到“睡不醒”这个外号时，我心里很不舒服，但时间久了，也就习以为常了。毕业后，我和班里的同学们各奔东西，这个令人讨厌的外号就再也没人叫了。
十几年后的一天，我们班的同学聚会，看到我时，有不少同学因记不清我的名字便干脆直呼我的外号，“对了，你不就是那个‘睡不醒’吗？”后来，每当我写好一篇文章，往某些报刊投稿要署名时，便想起了我的外号，因此，我的笔名也叫“睡不醒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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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是口误惹的祸
我上高中时，班里有位男生，脑袋比一般人的大很多，同学们私下都叫他“大脑袋”。
一次化学课上，老师让他起来回答问题，他在回答时出现了口误，把“摩尔”说成了“尔摩”，引得众同学哈哈大笑。他意识到自己口误了，急于纠正，却因过于紧张，连说了几句“不是，是——尔摩，尔摩”，从此他为自己赢得了一个绰号“尔摩”，并成功在全班甚至整个级部叫响。
“大脑袋”升级为“尔摩”，听起来也洋气了许多，同学们都这么喊他，他也无力反抗，只能接受，直到高中毕业，他的姓名只在作业本上出现过，在同学们的嘴里，他就是“尔摩”。
“尔摩”顺利地考上了重点大学，后来又读研读博，毕业后分配到省城一所医院工作。十几年过后，听说已经坐在院长的位置上了。
前几日有朋友要去省城看病，让我陪同，去的正好是“尔摩”所在的医院。我想找他帮忙照顾一下，咨询护士后找到了院长办公室。当我推开门时，正好瞧见“尔摩”坐在里面，他看到我热情地起身迎接，我顺口客套了一下：“混得不错呀，‘尔摩’同学！”
谁知道，他一把把我拉出门外，低声说：“没看到我办公室里坐着好几位同事吗，还‘尔摩’‘尔摩’地叫，我好不容易摆脱了这个绰号的阴影，你还想让它在医院同事中叫响吗？嗐，也不怨你，都是我当年口误惹的祸。”
我忙劝他：“老同学，实话告诉你吧，幸亏你当年口误了，不然大家也会喊你‘大脑袋’，还不如‘尔摩’好听呢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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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名字叫“顶事”
“顶事”是老伴给我起的外号，蕴含着老伴对我的褒奖和温情。
两年前的一天早晨，我悄悄起床将全家的早餐准备好，又手脚麻利地打扫起卫生，等家人都起来后，房间里已经是一尘不染了。老伴赞许地望着我，随口说了句“顶事”——大概是夸我很能干的意思。
常言道“家丑不可外扬”，但我这个外号会发酵，不久就传遍了小区。去年小区举办了一次“情满中秋”文艺联欢会，还请了几位名演员。演出当中，一位邻居给主持人递了个条子，让我代表业主上台唱首歌。我登台后先唱了一首《天路》，似乎唱得不错，台下掌声、欢呼声响成了一片。有一位业主找到递条子的那位，问我叫什么名字，那人一时没想起我的大名，随便说了句“叫顶事”，那位业主就高喊起“顶事”来。我又唱了首《草原之夜》，歌声刚落，下边又喊起来：“再来一个‘顶事’！”我的天，就我一个“顶事”就闹成这样，再来一个还不知闹成嘛样呢！
很快，这个外号就流向了社会。说来话长，我喜欢摄影，一些公益采风活动我都会踊跃参加，在摄影大赛中还得过几次一等奖。有一次市影协主席傅军晓见到我，鼓励道：“老同志真顶事！”我不假思索地说：“你怎么知道我的小名？”哈哈！一不小心泄露了天机。从此后，每次见面或通话，傅主席就把我的大名省略了，直呼我“顶事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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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绰号一箩筐
咱不差绰号，我的绰号足有一箩筐。
上初中时，我把大诗人白居易的《钱塘湖春行》改编成现代文小故事，老师在课堂上当范文读。后来又写了一篇考场作文《意外》，得了年级第二名，老师又把我的文章当范文读。同学们可不安分了，给我起了一个绰号——诗人，后来我都听出了耳茧子。同学们给我起绰号时可能率性随意，我却对号入座，攥着拳头用流淌的目光耕耘着诗词歌赋……
上高中了，一次在写考场作文时，冒着被老师判零分的风险，我写了一篇评价著名作家金庸先生的文章，李秀英老师把我的这篇作文评为年级第一，现在想来真是无比感激恩师。这篇文章在班上“一炮而红”，我也“声名鹊起”，之后竟被冠以“文豪”的称号。后来年级文学社主编王晓攀在早读时还向我约稿。那些“峥嵘岁月”让人至今难忘。
我上化工部石家庄管理干部学院时，更是爱读书、写作爱得如痴如醉，来自五湖四海的兄弟姐妹戏称我为“诗仙”，简称“仙”。
诗人——文豪——仙，呵呵！
消极理解就是讽刺，积极认识就给自己添动力。感恩亲们在我的青春岁月赐给我充满诗意的外号，这些不同时期的不同昵称，给我方向，给我动力，给我掌声，给我成功的加速度。
给我的我全部接受，所以那些绰号都名正言顺了——傻傻乎乎，我奋斗，我喜欢！
汲绰号之神韵，得昵称之精华——让绰号来得更猛烈些吧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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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刘大猫”升级“刘馋猫”
刘大茂是我的发小，也是一位损友。
刘大茂七八岁时就有损招儿。有一次他看到大槐树上的喜鹊窝，就想吃鸟蛋了，但又怕喜鹊用翅膀扇他，便使出一计。
那天，他特意从家里拿来一个煮熟的鸡蛋来找我，他问我想吃鸡蛋不？那个年代吃不饱穿不暖，我当然想吃了。他说，想吃可以，树上的喜鹊窝里有鸟蛋，你上去掏下来，这鸡蛋就是你的。我也没多想，“唰唰”就爬了上去。接近鸟窝时，两只喜鹊像两架战斗机一样向我俯冲过来，吓得我急忙顺树往下溜。这时的刘大茂哈哈大笑，把整个鸡蛋扔到了嘴里，噎得直翻白眼。我跳下树，大骂他，活该，咋不噎死你！从此，我管他叫“刘大猫”。
上中学时，刘大茂喜欢吃红烧肉，买一份不够吃，买两份怕花钱，于是绞尽脑汁算计怎样才能多吃一些。有天中午，我赶着做作业，他极热情地对我说，你做作业吧，我替你打饭去。一会儿的工夫，他回来了，我看到饭盆里米饭多了肉少了，也没在意。
午睡的时候，躺在我身边的苏春压低声音对我说，你的红烧肉比平时少不少？我说，是觉得少了。他说，刘大茂从你盆里夹出好几块给自己，是我亲眼看到的。从此，我管刘大茂叫“刘馋猫”。
这个被叫过“刘大猫”“刘馋猫”的人，长大后可有了三百六十度的大转变。他每年资助边远山区的五个孩子上学，到现在都快二十年了，是我们小城的先进教育工作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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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瞎了一顿饭
那年我调到外地工作，同事大刘和我年龄相仿，也比较谈得来，见我一个外地人周末宅在宿舍形单影只的，便喊我周末去他家附近的小广场打篮球。
那天我早早地来到大刘家，正好遇到大刘和妹妹“大丫头”在吵架，大刘妹妹仗着老妈给撑腰，文斗武斗都占优势，我见状忙拉着大刘来到球场。大刘气呼呼地说：“这大丫头就是刁蛮、任性，可不如我家二丫头懂事。”说起了二丫头，大刘一下子开心起来，连连夸奖二丫头干净、漂亮，通人情，最后还总结道：“哼，不是我吹，我家二丫头，人见人爱，你上我家时，她刚好跟我爸外出了，不然我一定会把二丫头介绍给你认识的。”
我心想：大刘的大妹妹虽然厉害，但模样生得俊俏，听大刘这口气，二妹妹比大妹妹还漂亮，人又乖巧，讨人喜欢，既然大刘有成人之美的意思，我也是求之不得呀。我忙对大刘说，改天请大刘和二丫头吃饭。大刘说二丫头不能去饭店，如果我想请客，就去我宿舍好了。
周日一早，我直奔早市，买了菜鱼肉蛋，结结实实塞了一篮子，回到家亲自下厨做了一桌子拿手菜。到了中午，大刘如约而至，我等了半天也没看到二丫头，便问：“二丫头呢？”大刘一下子把一只小京巴抱到我面前，说：“这不是吗，喜欢吗？”
原来“二丫头”是只狗的绰号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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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瘸腿司令”的由来
那年春节前夕，村支书找到我们学校，要我们准备一下，春节期间给乡亲们唱唱戏。一听这事，大家热情都很高。当年样板戏很流行，可要演整出大戏并不容易，一是缺少道具，二是没有像样的乐队，所以决定排些折子戏。
“智斗”是现代京剧《沙家浜》中的一场戏，是阿庆嫂、刁德一和胡传魁三人最精彩的唱段。学校把任务交给我和另外两个同学。一开始由我饰演刁德一，我个头、身材都还可以，可脑袋有点儿大。于是又让我改演胡传魁，可是肚子又太小，不太像草包司令。关键时刻还是支书有办法，他找了些棉花，塞在我的肚子上，别说，这一打扮，还真有点儿像。
开戏那天，我们第一个上场。当刁德一唱完“这个女人那，不寻常！”阿庆嫂接着唱道：“刁德一有什么鬼心肠？”下来就该是我要唱的那句 “这小刁一点儿面子也不讲。”唱这句时有个转身的动作，不想我刚一转身，脚下的一块木板就踩空了，差点跪下去。就听有人喊：“还要给阿庆嫂下跪呀？”下面传出一阵哄笑声。我从木板缝里拔出脚，感觉腿上的皮被划破了一大块，疼得我差点儿流下泪来。退场时，我一瘸一拐地来到后台。
到了后台，大家都笑得前仰后合。无奈我的伤口疼得厉害，一个劲儿地吸冷气，只好由他们去笑。后来，人们给我起了一个绰号：瘸腿司令。
